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出生在上海，到母親懷我的時候，母親和我的父親孫科已經斷斷續續共同生活了約四年。 在母親懷我之後，父親離開了我的母親，囙此我的童年是沒有父愛的童年。 當時父親給了第一筆生活費，與父親同居的那個女人毛遂自薦要代為轉交，她是想讓我的母親不再和父親有來往。 結果她冒簽我母親的名字，自己吃掉了這筆款在上海買地建了別墅。

當時正值抗戰，父親去了重慶，通不到消息，當時我只有一歲，母親在生活無著的情况下，口八得改嫁，後父是個很嚴厲的人，他對我沒有感情。 母親讓比我大三歲的姊姊擠在我的嬰兒床上與我同睡，只有四歲的姊姊因為睡得很不舒服，每到半夜，就逃到阿媽即四姨媽的奶媽那裏，而當她把嬰兒床邊側的小木栅推下溜岀去時，總會驚醒後父，他把被吵醒的氣惱都撒在還是嬰兒的我身上，總要將我打一頓。 直至幾十年之後，姊姊還每每以此來譏笑我。

一天，後父叫我把碗櫃檯面上的打火機拿給他，當時我還不到兩歲，剛會走路，尚不會講話，但能明白他的意思。 我走近碗櫃，但因人小，看不到櫃面上的打火機，當然更拿不到這個打火機，這樣，我又遭到後父一頓打。 雖然我當時很小，但這件事給我的印象極深，至今仍清晰地記得。 因我從小患百日咳，而上海的冬天氣候濕冷，很容易犯病，當後父遷到香港工作時，母親也把我帶到了香港。

當時生父和母親的中間人杜月笙先生告訴母親，父親確實已拿出一筆生活費給我，所以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這三年間，母親帶著我在香港和上海之間共來回八次，但始終沒有拿到分文生活費。 那時母親又把我東躱西藏，生怕有人把我擄走。 六歲時我換了門牙，長出的新門牙又大又寬，極像我的父親，這使母親看了觸景生情，更加深了她痛苦的回憶。

我底下還有分別比我小三歲和五歲的兩個妹妹，在我不到九歲時，母親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小弟和小妹。 小弟有奶媽，後父規定我和姊姊每天放學都得輪著抱小弟和小妹。 有一次我托不著小弟的背，使他受了凉，半夜哭了起來，後父就把我拖起來毒打，他揪著我的頭髮往牆上撞，我哭叫著，耳朵被打得鯨血直流，從那以後留下了終生的耳疾。 而母親則軟弱到只能做一個沉默的旁觀者。

我記得當我抱著小弟、小妹時，隔壁鄰居朱伯母曾指著我講，你的母親怎麼這個樣子？ 你們兩人今後還要發育成長嗎？ 我不但要抱小弟、小妹，還經常要替後父和母親捶背、捶腿我常糖到他們在計畫如何向我的父親要錢。 在學校中我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可回到家中卻沒有父母之愛，沒有家庭的溫暖。 有人對我講，你有了後父，也有了後母。 只有一次母親質問過後父，為什麼每次稚湄我的妹妹做錯事，他卻都要打我？ 後父也自知理屈，回答他打錯人了。 我懷念、渴望自己的父親孫科，他的愛是那麼珍貴、遙遠而不可及。 那個時候，我經常哭，哭自己既是國父孫中山的孫女，卻又有這麼悲慘的身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舅舅嚴星華正在重慶中央大學讀建築學，我的母親叫他去找我的父親，把我的情况告訴了父親。 父親又給了一筆供我使用的生活費用，其中又為那個女人扣下了大半。 父親還為我買了一架鋼琴。 後父用這筆錢作他投資資本買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第一五一號經紀人牌照。 在這期間，即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兩、三年中，後父和母親待我稍好些。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世界小學畢業，記得學校裏的老師和同學總說我長得像祖父，尤其像錢幣上祖父的肖像。 長得像祖父，就成為我生活中惟一的慰藉。 我從小就有一股强烈的熱愛祖父的感情，祖父是啟發我的一生最大的泉源，他給了我勇氣、力量、真知、智慧、博愛、和平的心靈，也養成我今生對苦難需助的人寄以極大的同情和悲憫。

一九四八年底，我被帶到臺灣，那年我十二歲，母親告訴我當我父親給的生活費沒有拿到時，後父常講一些很難聽的話後父和母親在一起，一方面也是因為母親有這筆錢。

一九四九年底，我又被帶到香港，因為當時父親在香港居住，母親要我再去向父親要生活費。 我問母親，三年前她才拿到一大筆生活費，而且她還在收據上簽了字，答應是最後次，永遠不再要的。 母親卻回答：「怎麼？女兒向父親要錢要得完嗎？」她要找父親的麻煩‘我求母親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這樣做因為她這樣做實在使我的心都要砕了，後父和母親把我當成搖錢樹。

在一九五零年初，母親帶我去香港淺水灣道七十一號，祖母和父親一家的住所，母親帶我進去，但父親也有他的苦衷，沒有下樓來。 祖母聽說是我來了，便下樓來，她緊緊地抱住我，仔細的端詳了我好久好久，因為我的面貌太像父親了，看到我一定使她想起了父親兒時的情形。 我被祖母摟在懷裏，祖母又拿出糖果塞滿我兩個口袋，我依依不捨地和祖母告別。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祖母，也是最後一次，祖母盧太夫人於一九五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六歲。 我們在樓下等父親，盼著我的父親能出來見我一面，但這次我沒能見到父親。

一九五零年父親要把我送到美國讀書，可是母親不肯，母親的葡萄牙人律師施露華叫我跟著父親，母親把我鎖在房中，並斥責我自私，要去跟有鐵的父親。 可是我當時心裏也有氣，覺得從小父親也不要我所以也不願跟著他。

一九五一年初，我十五歲時，母親把我送回上海外婆家和兩個姨媽同住。 當時我也想回到中國大陸，我把那裏想像成一種新的生活。 我進入了上海啟秀女中讀初二，生活費由母親從香港寄來，四姨螞管帳，我和姊姊及兩個妹妹四人分用這筆錢。

四姨媽每天拿出五分鑛舊鈔票壓在鐘下做我的早餐及零用錢，但一團加有糖和油條的粢飯就要一角錢兩天的錢才够買一團粢飯。 坐電車到學校要坐兩站，最起碼四分，所以我不吃早飯，也不坐電車。 那時正是「抗美援朝」，我在班上當「宣傳部長」，我就帶頭每天捐五分，每月就捐一元五角錢，在班上我是最沒錢的，可是我也是捐得最多的。 午飯是從家裏帶飯盒，拿到學校的大蒸籠裏熱，每天的午飯除了米飯，只有一點捲心菜和粉絲，而且天天如此，我因為沒有吃早飯，也就顧不得是什麼味道了。

我記得冬天我沒有棉鞋穿，脚上生了凍瘡非常難受，那時我真渴望有一雙棉鞋穿。 夏天襯衫小了，我只好穿著厚厚的卡其布罩衩，再把袖子推起來。 同學笑我，叫我不要穿這麼厚的「解放裝」，卻不知道我的難處。 我和班裏其他同學一樣積極申請加入共青團，當時班裏和學校都準予了，但是在報市里審批時，我卻由於家庭出身的關係沒有被準予，為此我情緒很低落。

一九五五年，我從上海第八女中高中畢業，成績名列前餘，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也在九十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 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仍然成為數千比特申請進入大學深造的同學中惟一落選的人。 在收到「不錄取通知書」的前天，我被一比特派出所的人員叫去參加「鬥爭地主大會」，雖然那時已是一九五五年，「三反」、「五反」早已結束。 在會場上，人們對「地主」拳打脚踢，叫嚷著要「槍斃他」。 我是專門被叫來接受這個場面的F教育」的。

有人對我咆哮：「你以為你是誰？你的出身是反動官僚資產階級。」我被嚇得不知所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

此時，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卻連哭都不敢哭。 這時，我想到了祖母宋慶齡，就從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卻因風濕病去了外地療養。 我在北京還有做建築師的舅舅嚴星華和舅母王婉玲，以及以前在上海的老鄰居朱培英一家，她的父親朱學範當時是郵電部長。

我到了舅舅家，舅舅當時正在蘇聯，設計莫斯科北京飯店，舅帽的警覺性很高，我考不上大學乃因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到舅舅家的當天，舅婿就去派出所彙報了，這意味著我不能在她家裏多待。 而朱伯伯也怕我出身不好會連累他們，沒有幫助我，還囑咐兒子不要和我來往。

我當時沮喪極了。 在萬般無奈之際，就寫了一封信給祖母宋慶齡，把自己的苦衷告訴了她。 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惟一的道路。 不過，她在信的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 我把祖母給我的信寄給了高教部不久，有一比特幹部來找我，她說，現在國家的政策是一時向左，一時向右。 她並且許諾，這個學期入學太遲了，等到明年我將會獲准進入大學讀書。

進入上海同濟大學誼建築系，並沒有使我的思想負擔減輕。 有人認為我是「花崗岩腦袋」，意為不積極接受改造。 普有人貼出一些「大字報」、「小字報」之類對我進行批判，他們逼我承認出身於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在他們眼裏，我的祖父「犯了錯誤」，領導的是「資產階級革命」。 所以，作為孫女，我自然得做「代罪羔羊」。 那時寫「坦白」、「認罪書」是家常便飯，甚至在公開場合，我也時常遭到侮辱、欺淩。 有一次在一項大型集會中，道路系的黨支部書記當眾宣佈：「我們同濟連孫中山的孫女了。」學校對我也給予密切注視，在同濟三年，每學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裏學生黨支部書記的旁邊，工作時常被抽查，所有筆記都要定期交出來，以便他們檢查我的思想。

期終考試我得了滿分五分，但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經過重新評分結果只給了我一個二分—不及格的成績。 這對於在做學生的我無疑是想判我死刑。 而凡被認為是政治上、思想上進步狗，即使得了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 二分必須補考，但系裏又告訴我說，所有的教授都說我不用補考了。 其實，我並不擔心補考，我寧願補考再拿五分。 結果在成績單上，我的分數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由於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認為有「毒素」，於是在一九五八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農村勞動，住的地方潮濕陰冷，睡的是泥土地，這段時間造成我全身風濕性關節炎，至今沒有治癒。 讓我幹最髒最苦的活，這被認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個管道。 因為我是孫中山的孫女，我得從勞動中來清洗血液中上代傳給我的「毒素」。 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我經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猶如作了一場噩夢。 在同濟讀書後，我由此變成無家可歸的孤兒。 因為是在學校住讀，飯費貼給了學校，即使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回到姨媽處，也沒有飯吃了。 書在樓上的後屋裏，直等到麝見樓下有洗碗聲，才出去到亞蒙戲院斜對面街上的攤上吃一碗陽春麵。 四姨丈是個品德不好的人，他竟然有一天晩上在我睡熟之後來摸我，四姨丈有這種不良行為，在姨媽家我是再也住不下去了，從此，我除了學校，沒有一個屬焚自己的家。

一九五九年初，外地同學都回各地家鄉去過年了，我的國中同學鄭欣霖寄了一張香港的報紙給我，報上登著：這一年在中國大陸讀書的學生，只要憑學生證就可以到香港探望親屬。 於是我以母親患心臟病為理由，申請去香港探親。 系裏的一比特負責人對我說：「只要寄一張照片給你母親看看不就行了？」我含淚對她說：「當你年老體弱和兒女骨肉分離，照片能安慰你嗎？」我的申請終於獲得了準予。 我端了一個小凳子到八仙橋火車站，排了好幾個小時才買到火車票。 那時我年輕而柔弱，無法面對所受的不公平對待，我告訴自己：我不想再回來了。

到了香港之後，我發現有個父親存進的銀行存招，用的是我的名字，規定母親每月只能支取三百元生活教育費給我。 但母親口八寄二百元，其中的百元，姨媽給了姊姊，剰下的我和兩個妹妹用，這就是說我只用到父親給我的生活費的十分之一。

我去見父親在香港的兩位朋友，高燕如先生和陳伯旋先生，告訴他們我從小喜歡讀書，而且名列前茅，希望他們能資助我去美國留學，但卻遭到婉拒。 既然得不到援助，不能到美國讀書，我只能半工半讀了。

我一面在香港大學校外課程修幾門課，一面又在一家室內設計公司工作。 當時正值中國大陸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自然灾害，我每個月都要寄幾十個內裝白糖、猪油的包裹給在中國的親友，那時姊姊生孩子，我還要另寄奶粉、蝦米、衣料、被單等郵包給她，每月還要寄一百港幣給她及兩個妹妹，還要給在香港的後父一百元。

我心史吊晚上加班製圖，以賺取額外的一百港幣。 我還給我住在上海的鋼琴老師寄了二十多次錢因為他失業了，需要幫助。 但自己平時的開銷十分節儉，竄吊只用一角港幣在金門麵包店買兩隻甜麵包就算吃一頓午飯了，穿的皮鞋也是在街羯攤上買的。

我於一九六五年結婚之後，在一九六七年移居美國夏威夷，從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畢業，在夏威夷定居至今已經整整二十八年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在大哥治平和大嫂張佩霞的幫助下，赴臺灣看望父親孫科，父親在前一年（即一九六五年），臺灣紀念祖父誕辰一百周年時返回臺灣定居。 那時我已經三十歲了，父親已是七十五歲滿頭白髮的老人了，但卻是我們父女一生中第一次相見。

第一次見自己的父親，感觸是很深的，真是悲喜交集盼望了三十年，終成事實。 我們一起拍了很多照片，似乎要把過去流逝的時光補回來。 父親對我講，就算我把名字改了，他還是知道我是他的女兒。 我結婚後，公公王時新將我的小名Lily麗麗改為麗蓮了。 父親問我在上海八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九年）是和誰一起住？ 生活靠誰？ 我回答和兩個姨媽同住，生活費則由母親在香港從高燕如那裏取錢寄來。 父親則說：「只要你知道是我養你的就夠了。」

父親給了我兩枚祖父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金幣和一本傅啟學編著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並在上面書寫：穗芳留念父籍。 父親說：「這個名字（指穗芳）在你出生時已給你了，不知你母親為什麼不給你用？」父親還解釋了大姊穗英的名字乃由祖父所取。 我們是廣東人，父親曾三任廣州市長，而廣州即「穗」。 二姊出生在三月，接近祖父逝世日，所以父親為她取名穗華。 當我向父親提到那個吞沒了我的生活費，造成了我兒時受苦的女人時，父親沒有出聲，而眼睛裏充滿著迷茫和一片空白。

父親提起我也長得不白說祖母盧太夫人講，我們孫家的孩子，皮膚猶如馬來西亞人一般的棕色。 父親又問我：「共產黨好在哪裏？」我回答：「培養我讀大學啊！」然後又問父親：「為什麼不要我？」父親深情的講：「從來也沒有不要過你。」父親吻我的面頰，我則泣不成聲。 父親說：「現在好了，現在一切都好了。」並說要在大哥媽那裏為我說話，這樣我總算歸宗了。

當父親說「現在一切都好了」時，我能感覺到父親那深厚的感情和自此感到輕鬆了些許的心境。 長輩之間的糾葛是他們自己的事情，雖然曾感到這個世界對自己不公平，但我費吊告誡自己保持寬容的情懷。 這些年來有些人總出於政治原因或個人目的，對我是孫科的女兒耿耿於懷，甚至以許多挑接言詞對我加以傷害，我想對他們講，當就連父親都承認這是自己的女兒時，其他的人有什麼理由和必要說三道四的呢？

從這個時候起我每年都回臺誨兩次看望父親直至一九七三年父親故世。 每次我去看父親他都為此高興和興奮得不睡午覺，蕾和我從早上談到晚上。 父親老是講，我和他一樣—心好。 我發現父親是一個忠厚、坦率、真誠的人。 每次我去臺灣看他，他總要關照大哥和大嫂，從現在起要待Lily（指我）好些。 大嫂告訴我，現在父親最喜歡我。 父親也對前去看望他的夏威夷的朋友們講，要他們待我好些。 我相信父親內心是想彌補我年幼時缺少的父愛。

我喜愛文物、藝術，尤其是臺灣國立中山博物館內的玉器部分。 每次去看父親，他總是帶我去博物館參觀。 一九六八年，當我們在檀香山買了第一幢住所時，公公提出希望父親能送幾幅字畫給我們。 因為早兩年時，公公也曾送了一隻新型勞力士金表給父親。 於是父親托前駐美大使葉公超陪大哥一起選了雨櫥黃君壁的畫‘由父親題了字送給公公及我們父親還寫了「養浩鬆氣，設有用書」的字慵送給公公記得在父親去世的前一年，我去探望父親，父親突然問我：「那個捧著大花瓶要扔的是不是你呀？」我沒有作聲。 父親又問：「那個在大門外按了兩個小時車喇叭的是不是你呀？」我用英語回答父親說：「你認為我當時應當怎麼做？我那時才是個十四歲的孩子。」父親已經八十多歲了，一九五零年在香港淺水海住所的事情大概是當時家人告訴他的，他記得這麼清楚，而且自從我回到父親身邊的七、八年，他從未問過那次的事情，這也是父親照顧我的感帰，而不願提起。 我小時為認父親而勇於抗爭的性格，大概給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七零年四月，父親七十九歲時赴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領取哈士國際獎（Hoas International Award），父親是該校這項獎的第一位亞洲值獎人，此是為獎勵他一生對祖國人民的貢獻。 在回程中，父親和大哥經過了檀香山，我請他們住進了希爾頓酒店的總統套房。 父親很喜歡我的兩個兒子，當時我的大兒子祖榮還不到三歲，小兒子祖耀不到兩歲，當我們準備一起合影時，小兒子突然哭了起來，我怕影響大家照相，就把小兒子放到一邊，不讓他和我們一起照相。

但父親要保護他們，他把自己身上戴的花環給兩個小外孫戴上，又拉起他們的手，和他們一起拍了許多照片。 在父親的旁邊，小兒子竟然非常的乖。 父親提醒我要重視對兩個兒子的教育，要教導他們做一個好公民。 我一直把父親的教誨記在心上，鼓勵兩個兒子讀書，做事情都是以為福斯服務、貢獻為目的，不可為自己。

在這段時期中，我經常按照父親開來的藥品清單，在香港給臺灣的家人購藥，再由大嫂帶回臺灣。 我也負責供給父親所需的衣物，父親每次收到我寄給他的新襯衣等，就立即穿在身上。 也就在那時，父親向我提出，希望我能幫助從未見過面的二哥治强償還債務。 我熱愛父親，凡父親的要求我都順他的心，這也應了我年軽時所發的誓願，當父親年老而需要幫助時我會養他。 我總覺得我們應有包容心，包容生命中不好的因緣，不能冤冤相報無了時，應以德報怨這樣自己的心胸更寬大，生活得自在些。

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父親故世的七、八年中，我毎年兩次赴臺灣看望父親，每次看到父親心覺比上次更老些，頭髮也更白了，心中想不免有一蘇悲哀感，也不如下次再見父親時，他的頭髮會白到什麼程度？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父親在臺灣因心肌梗塞故世的同時，我在檀香山也感到陣陣心潮、心痛。 父親住醫院只有兩個星期，我完全不知道父親生病。 大哥、大嫂告訴我，父親在病榻上天天念著我，要我去見他最後一面，又說我最乖、最孝順。 大哥、大嫂還說，父親說他八十歲生日後，子孫個個都不記得他了，只有我一個人記得他。

在父親八十一歲生日時我寄了五百美元給他，收到時正值當年十月二十日他的陽曆生日，在父親的回信中，喜悅的心情充滿字裏行間。 父親告訴去醫院探望他的親友：「在孫家最困難時，穗芳為我們還債。」並說，他現在病了，不能給我寫信了，不知陽明山家中可有我寫給他的信？ 父親要大哥叫我回去看他，當時大嫂也有病住進醫院，大哥媽也生病隨父親住進醫院。

大哥說，他當時心情很煩亂，沒想到父親會這麼快故世，所以當父親要求見我時，沒有立即叫我去見父親最後一面，覺得很歉疚。 所以在父親故世後，大哥覺得父親提出的事他一定要做到何况他一向是很孝順父親的，所以大哥就向從美國趕回去的二哥治强、大姊穗英和二姊穂華講明，是父親臨終前希望我回去見父親最後一面，結果哥哥、姊姊們都表示要尊重父親的遺願，讓我回去和他們一起參加父親的喪禮。

大嫂告訴我，父親對自己將要故世是有感應的。 一九七三年四月，父親給在香港的大哥、大嫂寫信，讓他們叫我回臺潜看他，而當時大哥、大嫂去了日本，等回到香港收到父親的信時，我已經離開了香港。 我一直是每年兩次去臺灣看望父親的，但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初，我在去香港的飛機上寫信給父親，說大哥、大嫂既然都不在臺灣，則上半年就不去看他了。 因為是在飛機上寫的信，沒有寫明在香港的地址。 父親一收到我的信，就寫信給大哥、大嫂。 大嫂講，這是父親有預感，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所以要把我追回去，再見我一面。

我提議要按傳統的管道為父親辦喪事。 大嫂對二哥、大姊、二姊講，不要因為他們是基督徒，而不信中國傳統的習俗。 由此，哥哥姊姊們都同意了，並交給我負責辦理。 有關方面準備了兩條黑領帶，二哥治强看到報上沒有提到喪禮應當用的黑領結，我們就檢查父親的壽衣，發現果然只有領帶，所以就由我負責去選購黑領結。 我為父親的黑領給上釘滿了珍珠，在他的口中也放了一顆大珍珠，讓他雙手握著白玉，以定他的心。 口袋中郭放了金銀元寶，並為父親訂了紙制的洋房、汽車和銀箱，又曉了許多念過經的錫箔，錫箔燒後都有一圈金黃色。 在我八歲時，阿罵故世，後父的母親，阿娘為阿罵在每一張錫箔上念一部金剛經，結果念過經的錫箔燒過之後，都有一圈金黃色，沒念過經的錫箔燒後只有黑灰色的灰。 我又請大為父親念經，我自己也念了許多六字大明真言。 我想像父親的神識上天，祈求父親的下世比今世更好。

也是在父親故世後我趕回臺灣參加葬禮，才第一次見到了二哥治强、大姊穗英和二姊穗華，和他們朝夕相處了兩個星期。 比較起來，確是我長得最像父親。 大哥給了我一套父親的照片，讓我負責去照相洗印五套發給我們每人作紀念。 這其中許多是沒有底片的，需要讓人家重新拍過。

父親和祖父一樣，除了留下一些書籍和照片之外，沒有什麼遺產留給我們，一生清廉節儉。 二哥、大姊、二姊從父親的書桌中找出大批我寫給父親的書信，還有些數目不大的美金。 我明白，這是父親留了要還我的，但我也不想去分得，因為施比受有福。 我告訴大嫂，我想在父親留下的書籍中挑選幾本留作紀念，但他們沒有來得及做，就全部捐給圖書館了。

正是由於父親去世前再三掛念我，要見我最後一面才使我能來參加葬禮。 那時，幾乎每天白天，我都和大哥一起去看父親的墳地。 因我讀建築對地形勘察、風水調和也知道一點皮毛。 我希望為父親找到一幅好的墳地，後來鄭彥芬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把陽明山軍區三分之一的山頭開出來，作為父親的墓園，從這裏還可以看到臺灣的總統府和博物館。 父親下葬時，掘出的土是七彩的，這是很稀有的。 而且一連下了三個星期的雨，到父親下葬那天上午雨竟停了。 葬好之後，從下午又繼續下雨，由此可見，父親不是平凡之輩。

在父親大殮時，我和哥哥、姊姊們站在棺邊守靈，蔣夫人——宋美齡前來瞻仰我父親的遺容，我覺得蔣夫人的風度確是不凡，於是低頭向她致敬。 蔣夫人馬上感應到，並回過頭來，首先擁抱了我，又一一擁抱了哥哥、姊姊們。

父親故世的同年我為他在檀香山虛雲寺祖宗功德堂擺了牌位，既為紀念父親，也使父親的神識來這裏後也有一個落脚的地方。 父親從小在夏威夷長大，從這裏的聖路易士學院高中畢業記得父親曾告訴我‘他在念書時也很清苦，住宿學校的伙食也很差，冷天也沒有襪子穿。 我知道父親喜歡寬舒的大房子，所以擺牌位時拿了三個位置。 後來我才從《論語》中看到曾子講：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父親臨終前，天天念著我，說我最乖、最孝順，要見我最後一面，作為他的骨肉，我也一定要盡這份孝道，以慰父親在天之靈。

自父親故世一直到一九九零年的十七年間，每年父親的忌日、生日，我都托在臺灣的大哥、大嫂的好友王蔣祖豐女士代替我為父親在臺灣佛寺中辦佛事，以紀念父親。 一九七八年，為了紀念父親逝世五周年，我捐出了八件大型玉器雕刻，其中六件給了本埠全美十大中學之一的Punahou School，兩件給了檀香山博物館，至今，該博物館的東方玉器部分，仍陳列著我捐出的清朝白玉如意，上面注明：孫穗芳為紀念其父孫科博士所贈。

我居住的夏威夷是美國最後一個州，這是一方美麗而友好的土地，它的「ALOHA」精神召喚著世界各處熱愛陽光和海洋，嚮往熱情和和睦的人士。 夏威夷地處太平洋中央，它像是一座橋樑，促進、加深了中國和美國人民之間的瞭解和友誼，對我和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這裏還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我們的國父，我的祖父孫中山曾七次來到這裏曾在這裏讀書、生活，他的革命思想孕育於這裏。

他先後六次來夏威夷，第一個以推翻滿清統治為宗旨的革命組織在這裏建立。 而且，這裏的華僑在祖父的思想感召下，最早同情革命，最早用個人的資財支援革命，對於辛亥革命的最後成功有不可埋沒之功。 我常常在想像，一百年前祖父如何在這塊平和的土地上生活、學習，如何孕育了他要改變自己祖國悲慘命運的革命精神，如何在這裏策畫革命大計，發動華僑們募捐。

我住在這裏，就感覺是和祖父在一起。 當地的華僑表現出的對祖父的尊敬和景仰令人難忘。 十多年前，一家花鋪給我家送花，來的是一比特五十多歲的華僑，當他知道我是孫中山先生的孫女時，對我講，他真誠。 說時，眼角裏還滾動著淚水。

許多當地的老華僑已經不會講華詩了，但他們都記得父輩曾跟隨我的祖父為了推翻滿清封建統治作出了貢獻。 最重要的，身處這塊土地，我對祖父的思想學說、祖父的偉大人格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兒赴中國大陸，就是為了繼承祖父的遺志，為中國的現代化盡我微薄之力； 更為了文宣祖父的思想，讓更多的人在經過幾十年閉塞之後，深入去瞭解這位中國現代史上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 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只見其像天安門廣場每逢「五一」、「十一」都掛出祖父的巨幅畫像，不知其人，這種不瞭解歷史，不瞭解這偉大的革命導師的狀況，應該是被翻過去的一頁。 我倍感作為孫中山先生的後代，我有使命，就是把祖父的思想、主義帶回給中華民族。

一九八零年，我接到了大陸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朱學範的邀請，在闊別了二十一年之後，我又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觀光訪問，此時的心情真是驚喜交加。 我一到北京就受到朱老的熱情接見的招待。 朱老是我的乾爹，他對我一直很關心，我們兩家在上海曾是老鄰居，我和他的女兒朱培英從孩提時代就相處得很好。 此番見面，彼此都有聊不盡的話題。

這次在中國大陸我先後訪問了廣州、杭州、南京、西安等都市，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跡。 「振興中華」是祖父第一個提出來的，這是祖父為之奮鬥了幾十年的理想和目標，眼看如今這理想正逐步的變為現實祖父有知，定會為此而欣慰的。 不過，我也看到「文革」對中國文化、道德的摧殘所遺留下來的痕迹。

這次訪問最主要的一站是我的祖籍廣東。 在廣東，我們如願以償的瞻仰了祖父誕生和生活過的地方—小小而有名的翠亨村，雖然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滄桑，但祖父親自設計建造的祖宅依然如故，似乎顯示著一種執著的堅固。 屋內的擺設也仍舊是從前的樣子，牆上掛滿了祖父和這個家庭成員的照片。 惟一令我詫異的是見不到我的祖母盧太夫人的照片。 祖父為了革命長年流離海外，而祖母慮太夫人依循中國的婦道和傳統，在家撫養兒女，扶助家庭，她在這間祖宅裏居住的時間最長，她無疑應當是這座宅中最重要的成員之一？

我性急地向當地有關負責人追問，對方告訴我，是因為找不到盧太夫人的照片。 我不滿意，這樣的照片不難找，應該千方百計去找，早點把它掛出來。 這也是歷史我們應當尊重歷史，更何况這是光明正大的，最符合中國傳統的歷史事實祖父和盧太夫人彼此都非常尊重‘非常理解‘即使祖父後來和宋慶齡女士結婚，盧太夫人也很理解祖父為革命顛沛流離所獨有的心境和處境，同意與祖父離婚。 但離豐後還和祖父時曹通信來往，支持祖父的事業。

而且慮太夫人和宋女士也相處融洽，盧太夫人見到宋女士時還以姊妹相稱，表現了中國婦女賢淑善良的美德。 盧太夫人同樣是一比特令人尊敬的了不起的「孫夫人」。 掛出她的照片對祖父及宋慶齡女士並不會有任何形象上的影響。 我告訴當地的負責人，我希望我下次來翠亨村瞻仰祖宅時，能够看到我的祖母的照片像這座房子的其他成員一樣。

在廣州，我還和舅舅參觀了黃花崗烈士陵園。 關於黃花崗起義時犧牲的烈士的成分、人數問題，歷史學家們作了最詳盡的研究，有了比較可靠的結論。 當時犧牲的烈士是八十六比特，而不是一般認為的七十二比特。 其中的七十比特死難者都是都市小市民和小攤販。

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底，美國東西方中心文播所為了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由現任哈佛大學教授，當時任文化傳播所所長的杜維明先生主持，在檀香山召開了「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國際學術討論會。 參加會議的八十多位學者來自美國、日本、原蘇聯、西歐、北韓、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 當時我是這次會議的贊助人之一，被邀請出席了這個會議。

這個會議的議題之一，就是第二次廣州起義的定性問題。 一比特臺灣學者通過分析起義中遇難的八十六比特烈士的出身成分，認為第二次廣州起義是一次下層勞動人民「救亡圖存」的革命，而不是有人所認為的資產階級革命。 廣州黃花崗的烈士們，作為推翻滿清封建專制統治的先驅，應當得到人們的尊敬和紀念。

我在瞻仰烈士陵墓時，看到烈士墓頂的自由女神像已在「文革」中被砸毀，心裏十分傷感。 我告訴民革的負責人方少逸先生，希望他們能够重新安裝自由女神像，這既是對烈士們的紀念，也是可以成為對我們的子孫後代進行革命的歷史教育的極好場所，而且也是對祖父及他的事業的宣傳和紀念。 因為現在的人不瞭解當時祖父革命的一番苦心，現在這樣的情况，則對不起那千千萬萬拋頭、灑熱血的革命先烈的奮鬥。

令我感到喜悅和安慰的是，我的意見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廣東省委在當時因發展箍濟的需要而財政緊張的情况下，仍境撥出十萬人民幣的專款，塑成了座新的自由女神安放在原位。

二十一年之後第次返回大陸，我堅定了這樣一個信念，在我的有生之年，我願盡我之所能，文宣祖父的思想，幫助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因為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因為我的祖父是孫中山。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起義七十周年。 海峽兩岸都以這個日子作為重要的紀念日籌畫各種紀念活動。 兩個政見相背的政黨，都以我的祖父孫中山為革命的先驅都將辛亥革命視為偉大的、劃時代的革命，在同一時間進行同一種紀念活動，這可是兩岸當時絕無僅有的我認為未來兩黨合作，將是以祖父的思想、學說、主義作為出發點，共同為中國和平奮鬥。 我接受了大陸的邀請前去參加紀念活動因為這是自從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第一個辛亥革命的逢十紀念日，意義非比尋常，去大陸文宣祖父的思想學說非今莫屬。

自從我的父親故世當時，我同時有了感應，感到心潮心痛，我開始篤信佛教。 因佛教是勸人為善，信因果報應從而使人檢點、改善自己的行為，修正自己的心，因為找回真心等於回老家。 祖父曾講：「佛教是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蓋教有輔政之功，政有護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並行不悖。總括來說，佛法補法律之不足。」

在一九八五年發起「孫逸仙心血管醫院」的時候，我曾對漢醫生講過這樣的話「如果能在精神上喚醒中華民族，救渡人民無形的心，比醫治有形的心更重要。」漢醫生無奈的回答我，他這一生只懂得修補有形的心。 而我則希望，在建立起「孫逸仙心血管醫院」的同時，在深圳也建立一座佛寺。 經過我多方奔走，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修護已久的「弘法寺」終於開放。

而在籌備創建「孫逸仙心血管醫院」的同時，我還參與了黃河大學的創辦。 這是當時中國大陸第一家有海外華僑與大陸共同合辦的大學。

一九八七年，我托友人從臺灣空運了三百本《了凡四訓》，這本書記載了從明朝以來歷史上的善事，講這位袁了凡先生如何發心盡力行善，從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我托程君複費了很大的勁才帶到黃河大學。 我的本意是想把它們送給第一居畢業生，使他們看過這本書後，對此生來到這個世界是為貢獻社會、貢獻祖國、貢獻人類這個目標有清晰的、正確的觀念，為祖國的建設多做貢獻。

但此事未遂我願，這本書沒有被送到學生的手裏。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原中國大學成立校友會，請我做名譽顧問。 在校友會上，我曾見到一比特中國大學的校友，在「文革」期間，他的左手被打殘了。 他說在校友中，像他這樣的人不只一個，之所以遭受這樣的迫害，就是因為曾在中國大學讀過書。 而中國大學是祖父於一九二一年在北京創辦的，黃興曾擔任第一任校長，我的父親孫科也曾做過這個學校的董事長。 但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學校被關閉。 現在成立了校友會，老校友們衷心希望恢復這所由祖父創辦的大學，作為它的名譽顧問以承繼祖父的事業，我也有這個心願。

一九八七年前後我在北京有機會見到了楊尚昆主席和統戰部部長閻明複，他們知道我皈依佛教，已拜星雲大師為師，也有心去印度拜達賴喇嘛為師，便不止一次的托我勸說達賴喇嘛回國看看。 我也很願意去做這樣的疏通工作，祖父孫中山就主張：「五族共和，漢藏一家」。

賴喇嘛是一比特真人，是一比特真正的菩薩。 他已修成在佛之下，是很高階層的菩薩。 他的生活很普通平時每天只吃兩餐，口八喝白開水。 他穿的袈裟也不過三套。 他今世來到這個世界，不但是來渡人生，更是帶著使命來保存、保護西藏文化及藏傳佛教的。 因為有了他西藏敗千年的文化、佛教才得以傳了下來。

我在印度聽達賴喇嘛講經他聲音之清晰猶如是從天上下來。 他總是結合實際情況來講經，在解釋慈悲之義時，他提到了西藏的佛寺、佛塔、佛像、經件被毀，但他講到，不應當產生仇恨心理，因為這種損害還沒有加於我們本身，即使損害到我們，日己身上，我們也應該發大慈悲心來可憐對方的愚昧無知。

他再三的教導應停止任何惡業，做人一定要心好，心地善良、真誠因為有了真誠，才能有勇氣和內在力址，他每天都要教導藏人應該克服對漢人的不滿。 有一次，他講到慈悲眾生是一租美德，讓我們來祈禱，把祈禱中所得到的喜悅感轉給對方，轉給漢人。

在達賴喇嘛的心目中，只有愛，沒有恨，他的慈悲已達到如此徹底、圓滿的境界，這絕不是凡人所能達到的境界。 達賴喇嘛認為，只有停止仇恨，才能坐下來談判，事情才有進展。 我聽達賴喇嘛講經多次深受鹹心動，我一生從未聽到過這麼高深的教導。

他講的佛經是理性的，不是迷信。 現在全世界，在美國、加拿大、歐洲各國，每年有很多團體和個人請他去弘揚佛法； 世界各國也有許多人特地來到此地聽他講經，甚至有的人來了以後，便不想再回去了。

對於達賴喇嘛這個國寶，中國應該先尊重他，再爭取他早日回藏。佛教教義深廣，助人爲善，我作爲一個佛教徒，願意作達賴喇嘛回藏的一個中間人 ，而如果達賴喇嘛能回到西藏，將西藏建設成東方的梵蒂崗，在實質上也體現了祖父的理想: 「五族共和，扶助弱小，一切爲民。」

祖父的教導早已在我身上產生效驗祖父留給中華民族的是自信，是民族的方向，祖父的思想改變了中國的前途，也改變了世界的前途，我願將此經驗與中華民族共亯，與世界人類共亯，以達至世界和平。